7.
和首长相处久了，我听他讲过不少在国外的事。从苏联求学讲到远东工作，从去联合国“大闹天宫”讲到在南斯拉夫打猎品酒，以及在中联部和总参工作时去世界各国的见闻……首长常年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，口才过人，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；我是农村孩子，那时候还未出过国，对这些很感兴趣，常常听得津津有味忘了神。
“二八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翻译，那些生僻的军事术语翻译起来真头疼啊！意思我虽然都懂，但在中文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汇，只能边解释边比划。”首长说，“你们猜‘胸口上插了根竹棒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我一愣，秘书同志回答：“胸有成竹？”
首长抚掌大笑。
“在步校时，我每个月有三十卢布的津贴。那时候莫斯科近郊有个中国餐馆，我和朱睿等几个同学……还有刘博兼同志，常常去那里改善伙食。有时候，还能碰到柳伯成、左全等同志。”
我向往地想象着北国异域中的家乡风味，首长又道：“他们家的辣子鸡丁和回锅肉，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！不开玩笑地说，比北京城里许多饭馆的都要好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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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博兼没有想到，回到苏联的日子很快就会来：两年后，他再次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。
然而——他看向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，却没有任何欣赏的兴致——也仅仅只用了两年时间，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。“三驾马车”彻底解体，克里姆林宫换了主人；国共合作的局面业已破裂，国民革命的路走到了尽头。白军正在上海、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，仲甫先生更是因此事被迫辞职——想到这，他眉间的阴郁更重了。
下了火车，在旅店安顿好行李，他直奔莫斯科步兵学校。自从旅莫支部被联共党解散之后，他们与大多数中国同志失去了联系；而其中不少人因为暗中持托派立场，被清除出党，有一些学生甚至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。这样一来，联系上莫斯科这些剩余的党内同志就更加重要——尽管，去步校确实存了一些他的私心。
九月的校场上口令阵阵，脚步划一。
刘博兼记录完学生档案，从教学楼出来，视线便落在了那些正在操练的队伍上。经过几番寻找，他终于在一列队伍的最前面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的心脏骤然缩紧：记忆中的少年个头窜高了些，尽管还是那副细小的骨架，但如今看起来已经结实了许多。伍秀泉头戴军帽，脚蹬高筒马靴，苏联式的粗呢大衣直拖到脚面，整个人英武又神气。
分别不过两年，然而此时此刻再次见到伍秀泉，却让他不由得生出一种对活着的感激来。两年内，他由西安辗转上海潜伏，转入地下工作，每日面临的都是白军随时会上门搜捕的危险，不要说是旧友几次死别——就连他自己也险些丢了性命。白色恐怖在笼罩，红色星火却燎原。刘博兼不是贪生怕死之徒，眼下却由衷地感到慰藉：昔日一别，那个吵着搞不懂剩余价值的少年，已经蜕变成一名坚毅刚强的真正军人。
伍秀泉正在苏联教官和中国学员之间做翻译，边解释边上手，演示马克沁重机枪的构造与拆卸装修。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正在望着自己——抬头去看时，只见一棵高大挺拔的欧洲赤松下，日思夜想的刘博兼一身戎装，正微微笑着，无声地对他说了句“等你”。
伍秀泉眼圈发烫，压抑着颤抖的冲动，朝那方向克制地点了点头。
下课后，学员们纷纷奔向食堂，操场瞬间变得安静而空旷。伍秀泉以最快速度结束了收尾工作，一路飞奔到了赤松下站定的男人面前。尽管两个月前他已经收到刘博兼的来信，知道曾经的旅莫支部书记即将再次回到莫斯科；然而当真正见到他的活人站在自己面前时，伍秀泉还是忍不住身心都颤抖起来。
“怎么还是这么急？”如曾经一样，刘博兼伸出手抚向他的背，为他顺气。
“书记——”年轻人喘着气抬眼，露出如骄阳一般的笑，“莫斯科步兵学校‘中国连’士兵，兼随堂翻译伍秀泉，向您报到！”他站定，抬手向刘博兼敬了一个笔直的军礼。
“伍秀泉同志，很高兴再见到你。”刘博兼也站定，无比郑重地回敬了一个军礼给这位年轻士兵，“你长高了。”他说。
他们在松林中并肩而行。树林小路的尽头就是步校侧门，出了门不远处恰好有一家中国馆子，二人决定在那里坐下好好叙旧。
黄昏时分，空气中有一股沉郁的泥土气息。两人边走边聊军校的学习和生活，听见影影绰绰的密林里，隐约传来了俄语的低声交谈。
“唔……”
他们顺着声音看去，原来是两个穿着军装、魁梧壮实的“毛子”，正贴着树干亲得忘乎所以。